英国工人阶级为什么喜欢读古典学
关于古典教育，争论的核心一直是阅读现代语言翻译的古典文本是否“算数”。
托马斯·哈代《无名的裘德》（1895）的主人公，是个拼命学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贫穷石匠。站在斜靠农村谷仓的梯子顶端，他凝望着克里斯敏斯特大学（虚构的牛津大学）闪闪发光的尖顶。裘德发现社会障碍是多么牢不可破，将他排除在精英文化之外，并使他的阶级地位永久化。
自17世纪末我们所知的“古典学”学科出现以来，只有富裕的父母才能为他们十几岁的孩子（直到19世纪末，只有男孩子）购买全面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所需的闲暇和漫长课程。这套课程可以赋予光荣革命后新统治秩序都认同的一套绅士风度。
但在同一历史时期，非精英的个人和团体实际上都在不断尝试，各显神通地自我教育。托马斯·卡莱尔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他自学了古典语言和文学，更好地理解了自己所处的历史时刻。
自1957年理查德·霍加特的开创性著作《识字的用途》和R.D.阿尔提克《英语普通读本》以来，一些学者开始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图书馆和档案、自学成才者的著作和成人教育的年鉴。其中最著名的是大卫·文森特的《面包、知识和自由》和乔纳森·罗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的知识生活》。而古典学的素材也大量出现在英国工人阶级群体的身份建构和心理体验中。异议学会、非国教主日学校和卫理公会传教士培训计划都鼓励参与者广泛阅读古代史、思想和修辞手册。相互促进协会、成人学校、机械学院、大学推广计划、工人教育协会、工会和早期劳工学院的课程都包含古典学主题。这些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立法机构对工人受教育要求反应迟缓的情况：直到1870、1880年的《初等教育法》颁布后，13岁以下儿童才能普遍和自由地接受识字和算术方面的基本教育，更不用说接触古典文化了。
不过，其实很久以前就有另类版的希腊罗马史。有几位古代作家，从奴隶和穷人的角度书写古希腊和罗马的历史：像李维，特别是他对共和国早期的阐述，还有普鲁塔克。
普鲁塔克笔下的梭伦被誉为取消农民欠地主债务的英明领袖；普鲁塔克在克拉苏传中描绘的斯巴达克斯，在1830年代被视为无产阶级和废奴主义的英雄；爱尔兰共和主义者、宪章主义者和工会主义者同样消耗了许多种格拉古兄弟的生平传记，提比略和盖乌斯兄弟俩试图将土地重新分配给意大利的穷人。在社会主义自由思想家弗雷德里克·古尔德改写的普鲁塔克传记集《给孩子的普鲁塔克》（1906）中，格拉古兄弟也出现在其中。
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叙述更是成为工人阶级自学成才内容的核心：一个年轻的矿工，曾是辩论与文学进步协会的成员，1899年遭遇煤矿倒塌事故，死时口袋里揣着修昔底德的译本，折角页是伯利克里的葬礼演说。
关于古典教育，争论的核心一直是阅读现代语言翻译的古典文本是否“算数”。到了1720年，战线已经画好了。那些不能或不愿为儿子的古典学教育买单的英国人进行了反击。不需要经年累月埋首文法和字典，就可以亲近希腊和罗马人。约翰·德莱顿和亚历山大·蒲柏等伟大诗人用母语翻译了古典作品。
蒲柏的译本让更多的工人阶级和妇女读到了荷马史诗，且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很快就流入了繁忙的二手书市场，而这些市场正是社会底层读者经常光顾的地方。
1730年，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震惊地发现，在英国，即使石板匠也会把报纸带到屋顶上看。石板匠很可能会大声朗读一些段落给那些文盲的同事们听；托马斯·潘恩的《常识》（1776）也以书面和口头的形式广为流传。
19世纪有许多面向大众市场的“大众经典”，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教育者充分利用了它们。1883至1899年间，伦敦工人学院在校长约翰·卢伯克爵士的领导下变得举国闻名。卢伯克列出了100本对一个工人来说最重要的书，其中古典作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此外，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和乔治·格罗特的《希腊历史》，和当时最流行的古代背景小说爱德华·鲍沃尔-李敦《庞贝城的末日》，都在必读之列。
然而，古典翻译作品中最突出者，是约瑟夫·马拉比·登特1906年推出的“人人文库”系列。登特出生在一个有11个兄弟姐妹的工人阶级家庭，受卫理公会的教育。他相信，如果人们阅读经典作家的作品，世界会变得更好，因此，这种形式必须是工人负担得起的。人人系列在头50年里出版了1000种书，其中46本被列为“古典学”。
古典教育绝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专利，而是工人阶级生活中弥足珍贵、鼓舞人心的一部分。希腊和罗马的“遗产”在个人和政治事业的进步和开明上，都曾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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